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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  

2011-10-06 16:53:47|  分类: 中国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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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廖保平新书《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2011年4月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百年前,80%的中国人是文盲,农民保守无知,他们不懂民主,甚至可能反感民主;一百年前,国破民贫,许多人连生存都关心不过来,更无暇关心政治;一百年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市民阶层少,似乎难以形成自治社会……。这些,我们可以从美国传教士明恩傅,一百年前写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管窥一斑。结论是,按照“中国人素质低”的论调,一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

但历史清晰地写着,一百年前,低素质的中国人开始了宪政改革,即清末预备立宪。宪政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实行宪政必然要遵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但有宪法的国家未必就是实行宪政,宪政是实践、制度。清末立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即保留皇帝的“民主制度”,这对于皇权专制,就是伟大的民主化改革,预示着无限的希望。

我们现在讲清末预备立宪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腐败、落后、封闭的清王朝和专制制度在西方文明,尤其是外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摧枯拉朽,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日益感到再不进行变法革新,满人统治将无法维系下去,皇权将难以为继。戊戌变法就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之下进行的一场维新运动,目的是自强。甚至可以说,慈禧还表现得相当激进,她对光绪皇帝说,“今宜专讲西学”,大有连老祖宗的中学都有抛弃之嫌。但是,当慈禧太后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又亲手毁掉了这场改革,即便这样,仍然没有抹掉她内心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想法。

1900年,慈禧太后抵制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的冒险一博以失败告终,八军联军侵华,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联军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本人连同皇室成员仓皇逃亡西安。这一次,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如同丧家犬一般逃亡,自己的皇宫、御园被攻被毁,内心的痛切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加之这一次国家凄惨劫难,让国民们普遍对朝廷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丧失信心,更加坚定了慈禧太后变法自强,力挽危局,收拾人心的决心。

1901年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以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已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这就是清末新政的开始,是一次知耻而后勇的自我挽救行为。

这个上谕继续了戊戌变法的目的——自强,方法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确定要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等方面展开。应该说新政的推行让国家呈现一片崭新面貌,如若长此以往,未尝不是国家之幸。

新政推行不久,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是蕞尔小国与庞然大帝国的交锋,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俄国被日本的打败,一时舆论沸腾:“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立宪之争,吾国士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总之一句话,就是将两国交战胜败归因为政体不同,日本的立宪政体优于俄国专制政体之故。中国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唯有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全国上下都意识到,只有立宪可以救中国,催促朝廷赶快立宪。

1905年7月,慈禧太后在召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并最终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为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诸国的政治。考察大臣回国后,四人(李盛铎留驻比利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一致认为,中国舍立宪而外别无他途,特别是载泽,他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婿,又皇族中人,他在给慈禧的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很容易得到慈禧的信任,于是清廷下定决心,预备实行宪政。

很自然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首,无不尽变。”在决定预备立宪之前,统治高层有过多次激烈的辩论,辩论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就是立宪会不会受中国人素质低的制约,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在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

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其中对国民素质与推行宪政的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辩。

这个话题首先是由尚书徐世昌提出的,他说“逐渐变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意思是,渐进式的改良(洋务运动),我们已经实行几十年了,并不奏效,就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动大手术,要立宪,而立宪,就是要从民人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启民智。而此时,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此大学士孙家鼐表示赞同,他说:“如君言,是必民之程度渐已能及,乃可为也。今国民能实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犹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适为厉阶,仍宜慎之又慎乃可。”意思是说,民智未开,现在搞立宪还不是时候,强行推出,遗害无穷,要慎之又慎。

政务处大臣张百熙接着这个话题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的意见是,民智之开是施行宪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要坐等民智开放到适合立宪才搞宪政,那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

尚书铁良对国民素质之低也颇为担扰,他说,“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也,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还是担心国民素质不达标,所以民众并没有主动提出要民主要宪政,现在强加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

袁世凯虽然承认铁良所说的现实性合理性,但他认为:“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无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则吾辈所当共勉者也。”袁认为,既然民智未开,吾辈就理当为民开智,而不是坐等,不主动开启民智而坐等民智自己开化,那是不负责任的事。

铁良接了袁世凯的话说,“如是,则宣布立宪后,……且须以全力开国民之知识,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平等,乃可为也。”铁良的中心思想还是说国民素质低,立宪之后首当其冲是普及教育,到处演讲,要使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立宪的要求,否则,民众不懂得立宪的要义,不以有权利为幸事,反把义务看成苦差,那是搞不好的。

在这次廷辩上,即便像孙家鼐、铁良、荣庆、瞿鸿禨这样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好制度,并没有公开反对推行宪政,只是主张缓行,缓行的原因种种,其中国民素质低是一个方面。这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民主不是只讲权利不顾义务,而是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并生并存,这就需要人民有“自治心、公益心”。单就国民素质而言,清廷也意识到“人民程度未及格”(梁启超语),立宪之所以要先预备,就是因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真正开国会,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但预备毕竟是民主化改革的开始,是在预热,这既是对国民素质的操练,又说明清廷并没有把国民素质视为立宪不可逾越的阻碍,和拒绝立宪的借口,而是尊重现实,渐次推进,想法和做法不能不说都是客观理性的。

可以说,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争辩,就在这次廷辩后三天,清廷下诏预备立宪,这次廷辩针锋相对,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改革矛盾交集的写照。当时的《东方杂志》对这次廷辩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

确实如此,当时,虽然谁也不敢公然反对立宪,但立宪缓行派的声音仍然很强大,除了朝中大臣,在社会上也有支持者,他们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国民程度上还不具备立宪要求。即便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旨以后,这种讨论仍未消停,比如陆宗舆在1905年8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智识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只是,相对于核心阶层,这些声音的影响力反倒要小得多,立宪的意见反而相对一致。

正是在1906年8月27日这次争辩之后,立宪派最终影响了最高执政者,下定预备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清朝发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并改革官制,推行地方自治。

现在看来,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焦点是即行还是缓行的问题,立宪缓行派认为应该缓行,打比喻说,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立宪)固然是解牛(强国)必须的工具,但以为只要有了牛刀,则牛就必能剖解,这完全是荒谬的,因此,“若云一用立宪之法,立成富强之国,吾未敢信。”而立宪派的理解是,你不给民众一把牛刀试着去剖解,民众永远也不会解牛,更不会达到庖丁解牛的水准。比较而言,我认为,立宪派关于国民素质与民主改革的关系讲得清晰浅显而又点到要害,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

人的行为(包括文化素质)是制度的产物,中国人素质低,毋宁说是落后制度在人的行为中的真实反映,提高人的素质的最佳办法,就是改革制度,激活人们身上优秀的潜质。通过制度层面的点滴进步和坚持积累来提升国民素质,让人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反过来,人的素质提高了,又会不断要求和改进制度本身,形成良性循环。

西方也曾经经历过国民素质低下,甚至愚昧无知的黑暗时代,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的新兴,制度变革最终让国民素质提高起来。事实证明,素质不是因,而是果,落后的制度造就了低素质的国民,而不是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民主的体制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素质的国民,当然在初学的过程会像小孩学步一样会蹒跚摔倒,但总会慢慢成长,对此没有人会因噎废食,固步自封。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一个人民惯于感情用事、缺乏妥协精神的国家,一种良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民众尚无权利意识时推行,被动地获得被剥夺的权利,其权利意识在行使之中逐渐觉醒。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意识先觉醒,再经过主动斗争,逼迫统治者让步,否则会出现期待值暴增的雪崩现象。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所谓的国民素质决定民主化改革论更是难以成立,而且执政者要时时警醒,跟上民众的脚步,以避免雪崩的到来。

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是,随着预备立宪的深入,拥护立宪的中国人,对立宪的要求日益高涨,在地方立宪派的领导下,很多地方的自治搞得有声有色,并发动三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可以说期待值暴增,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清廷不能满足这一期待,致使墙倒众人推,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很快就完结了。

所以讲,清廷要不要进行民主化改革,决定因素并不在国民素质高低,清末民主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说是因为民智大开,素质高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国民素质高与低,都是主政者施政的借口,搞新政、搞地方自治,当然是承认国民有一定素质,可以操练民主;而面对速开国会的请愿,面对人民要求赋权、授权的高涨意识,清廷又说“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将国民素质作为拒绝的由头。它想改革,国民素质并非阻碍,它不想改革,国民素质就是阻碍。因此,国民素质始终不是立宪与否的决定因素,外在的压力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才是推行立宪的根本原因。

外在的压力就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专制的腐朽统治尝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为了在新形势下维护皇权的统治,推行君主立宪,在统治阶层看来无疑是“保邦致治”的最好选择,何况国民的立宪呼声不能漠视不理。

内在的压力是当时觉醒的国民都都认为日本崛起于政治改革,要求立宪的呼声很大;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批开明的政治力量,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像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孙宝琦、周馥、张之洞、岑春煊这样的开明汉族官僚不用说了,他们认为“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在清室贵族里,也有一批看清世界潮流的人,考察政治的出使大臣载泽和端方就很典型,有媒体称载泽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迫切希望教育体制现代化的开明派贵族。”端方这个贵愦公子一直被认为是清末开明派官员。此外,肃忠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庆亲王奕劻虽然贪恋权欲,但力挺立宪改革。高层官僚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容易影响决策,当开明派力量占优势时,改革的推进就比较顺利。

清末立宪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嘎然而止,和平的民主化改革被暴力革命切断,一场自上而下的的民主化改革没有最终修成正果,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历史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没法设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所看到的是,国会的召开在西方经历数百年的酝酿,在日本经过20年的准备,应该说清廷从预备立宪再到召开国会的立宪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固然有国民素质的考量,同时又超越了国民素质,更多的是利益考量。

从1906年那场廷辩来看,当时在朝的一些当权者对国民素质与民主化改革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认和论述,其见解之深刻到位,当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可以古为今鉴。我们要弄清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和发展逻辑,并从中学习、自省、反思,最终以史为鉴,回到改变现实上来,这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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